（一）

　　1926年下半年，魯迅在和章士釗打完官司后，離開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北京，南下廈門、廣州，開辟新的生活道路。

　　1927年1月16日，魯迅離開廈門經香港，于19日冒著霏霏小雨，搬入廣州中山大學。魯迅到中山大學后，許多進步學生拜訪他。1月31日下午，學生會主席畢磊和徐文雅、陳輔國拜訪了魯迅，并將共青團廣東區委出版的《少年先鋒》12本送給他，幫助魯迅了解廣東和共產黨的情況。

　　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了解到魯迅到中山大學后，對畢磊等同學說：“魯迅是熱愛青年的，你要活潑一點，要多陪魯迅各處看一看。”這次畢磊、徐文雅、陳輔國和魯迅愉快交談，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誼。魯迅也通過與他們的接觸以及自己的觀察，加深了對共產黨的感情。

　　這期間，廣東區委領導下的學生運動委員會于2月7日創辦了《做什么？》周刊,陳延年為該刊定名，并為《做什么？》第一期撰寫發刊詞《我們應該做什么？》。陳延年寫道：“那些成千成萬的，最受侮辱咒罵的奴隸們已經紛紛的站起來了……要將他們的痛苦、他們的要求，譯成我們的詩、我們的藝術、我們的科學……這就是我們應該做的。”

　　隔日下午，廣州城又下起了小雨，魯迅正在房間接待傅斯年，徐文雅帶了新出版的《做什么？》來看魯迅。晚上，魯迅在日記里寫道：“徐文雅來并贈《為什么》三本。”（即《做什么》）

　　看了陳延年的文章《我們應該做什么？》，魯迅想起了十年前在北京見過的陳獨秀兒子陳延年。他忍不住問畢磊：“你們的負責人是陳延年嗎？延年，我在北京時曾見過他，認識他，他是一個有出息的青年。”表露了想與延年會見的愿望。

　　畢磊把魯迅的想法向延年作了匯報，陳延年請畢磊帶話給魯迅，說近日就去看他。

　　3月25日，這天的廣州氣候不好，早上就下起了雨。午后，陳延年只身到中山大學大鐘樓拜望魯迅。因為下午魯迅要出席教務會議，陳延年坐了一會，談了許多話題，包括《少年先鋒》和《做什么？》等雜志，但更多的內容，是談全國的形勢和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政治關系。陳延年走后，魯迅在日記里寫了“午后陳安仁來”六個字。這是魯迅和陳延年的第一次見面。

　　（二）

　　離開廣州去武漢出席中共中央“五大”前，陳延年于1927年3月16日主持廣東區委工作會議，針對蔣介石、張作霖等新舊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聯合起來，共同扼殺革命的險惡形勢，區委會議通過了廣東區委與各群眾團體發表的《對時局宣言》，揭露國民黨右派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相勾結，陰謀扼殺革命的行為。宣言指出：“對于與日本帝國主義和北方軍閥的妥協，無論以任何口實，絲毫都不容許的。”

　　4月1日，這是一個晴天。陳延年握別中共廣東區委的同志們，離開廣州，率領出席中共中央“五大”的廣東區委代表團到武漢。

　　臨走之前，陳延年于頭一天下午到中山大學和魯迅話別。這是一個多云的日子，陳延年和剛出席學校組織委員會會議的魯迅匆匆話別。陳延年走后，魯迅在日記里寫了“陳安仁來”四個字。這是陳延年在廣州很短的時間里第二次見魯迅，也是兩人的最后一次見面。在魯迅的日記里，“陳安仁”的名字，再也沒有出現過。

　　這次和魯迅短暫的見面，給陳延年留下很深的印象，使陳延年進一步知道魯迅先生站在革命一邊的立場。在離開廣東赴武漢參加黨的“五大”前夕，即和魯迅見面后的當晚，陳延年還對畢磊和徐文雅說，“魯迅是我們黨真正的朋友”，要他們繼續做好團結魯迅的工作。

　　陳延年離開廣州不久，蔣介石反動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叛變，羊城反動軍閥相互配合，制造了“四·一五”慘案，畢磊等二百多名進步學生被捕。傾心于教育青年、寄希望于未來的魯迅，當天出席了中山大學主任緊急會議，并在第二天下午慰問被捕學生，參與社會各界的多方營救。但最后，肖楚女、熊雄以及畢磊等同學還是慘遭殺害。魯迅在悲悼烈士的同時，亦無情地自我解剖，悟出“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”，堅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。

　　后來，魯迅被迫避到上海時，隨身還攜帶了刊登有陳延年文章的《少年先鋒》和《做什么？》雜志。

　　（三）

　　據《陳延年》一書記載：“三月下旬，在陳延年離開廣東赴武漢參加黨的‘五大’前夕，魯迅由畢磊陪同來到廣東區委二樓會客室，和延年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。他們談得非常融洽，直至深夜，魯迅才告辭，偕畢磊返回大鐘樓。”此段話，是依據1973年6月該書作者訪問賴玉潤的談話。

　　此段話，提到陳延年和魯迅在廣州僅有一次見面，地點在廣東區委辦公室，且有畢磊在場。但這里有許多疑問，首先是賴玉潤作為廣東區委機關的工作人員，沒有參與陳延年和魯迅的見面，他只知道陳延年和魯迅見了面，但具體細節不清楚，加上時間已經過去半個世紀，因此，賴玉潤的回憶是否準確，而魯迅的日記里也沒有三月下旬出訪的相應記載，他唯一的一次提到畢磊，是1927年1月31日；魯迅作為長輩，去看陳延年，也不符合魯迅的身份和習慣。在北京《新青年》時代，魯迅也沒有去拜訪過陳獨秀，通常是錢玄同、劉半農到魯迅家約稿、催稿、取稿，傳遞陳獨秀的話。作為下輩和東道主以及陳延年一貫的樸素作風，他上門看望自己所尊敬的遠道而來的客人、父親的老朋友魯迅，更合情合理。

　　魯迅記日記，有一個特點，重要的人物往來，他總要提上一筆，因此，陳延年和他見面，應該在日記里有體現。查魯迅1927年到廣東的日記，沒有出現陳延年的名字，也沒有出現和陳延年見面的時間內到外訪問別人的記載。這就與賴玉潤回憶陳延年和魯迅在廣州確實見過面發生了矛盾。仔細看魯迅的日記，我發現“陳安仁”極有可能就是陳延年！

　　首先，陳延年姓陳，是安慶（或安徽）人。在當時政治空氣非常緊張的情況下，魯迅深知陳延年作為中共廣東區委書記，是一個國民黨右派痛恨的“危險”人物，所以，他不宜直接寫在日記里，給自己留下不必要的麻煩，而給陳延年起了個化名。陳延年是安徽安慶人，叫“陳安仁”，便于日后翻看日記，幫助自己回憶；其次，所謂“仁”，還有在魯迅眼里，陳延年是老朋友陳獨秀的兒子，自己視為“老仁侄”的意思；其三，翻看魯迅的日記和信件，除了1927年3月25日和31日出現過“陳安仁”外，再也沒有出現過“陳安仁”。這里的原因很簡單，在此之前，魯迅和陳延年沒有單獨的會面過，在此之后，陳延年和他也沒有再見面過，因為3個月后，陳延年即壯烈犧牲了。

　　根據“陳安仁”即陳延年的推斷，則陳延年3月下旬和魯迅見面兩次的時間、地點和人物都十分具體，時間是3月25日午后和3月31日下午，地點在魯迅的中山大學大鐘樓宿舍，在場的只有他們兩人，沒有第三者在場。

　　由于沒有第三者在場，加上見面的雙方一個很快犧牲，一個一直在白色恐怖下生活，加上事后知道兩人見面情況的畢磊同學也很快被敵人殺害，沒有條件將這兩次相逢的具體內容，披露給后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