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令孺(1897—1976年),安徽桐城人,“新月派”著名女詩人和散文作家。早年留學美國,1930年至1931年間在國立青島大學(山東大學前身)任教,后任國立編譯館譯員、復旦大學教授、浙江文聯主席等職。方令孺是梁實秋所描繪的青島大學“酒中八仙”中唯一的女性。出版有散文集《信》、《方令孺散文選》等。
“五四”新女性
方令孺1897年生于安徽安慶。方令孺的祖父方宗誠,是桐城派作家方東樹的族弟及學生,曾在曾國藩幕府中任過職,后任直隸棗強縣縣官。父親方守敦,是書法家,詩人, 自命清高,一生未仕。他有四子五女,長子方時晉,字孝旭,是新月派著名詩人方瑋德之父。三子方時喬,字孝岳,現代著名文藝理論家,其子方管,就是在1955年“胡風反革命事件”中的風云人物、也是著名學者的舒蕪。四女就是方令孺,排行第九,被子侄輩稱為九姑。另外,現代著名詩人和美學家宗白華是方令孺的外甥。出身于這樣一個家族,方令孺能成為30年代享有盛名的女詩人、散文家,不足為奇。她天資聰敏,具有良好的文化修養。她的朋友說她不僅不以門楣驕人,而且根本不愿對人談論自己的家世,當座中有人一談起桐城方氏家族,她就會滿臉緋紅,令人無法再談下去。不過,她的散文中有《家》、《憶江南》兩篇,婉轉道及家世,恰如人言:“所謂書香門第,她的溫文爾雅的性格當然是其來有自”。
方令孺雖出身于貴族之家,她青年時嫁給安徽世家子陳氏,生下一個女兒,惜遇人不淑,終至夫婦仳離。此后即過著形影相吊的孤寂生活。了解她的朋友說她生活極孤獨,不喜與人來往,經常穿一件黑色的旗袍,不施脂粉,斗室獨居。當一個人在外面踽踽而行的時候,神態間永遠帶有一種無法抹掉的哀愁。在散文《家》里,她寫道:“做一個人是不是一定或應該有個家,家是可愛,還是可恨呢﹖這些疑問糾纏在心上,叫人精神不安,像舊小說里所謂給夢魘住似的。”愁緒萬千,欲說還休,真也永遠無法解脫。
不久,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爆發,在民主和自由的巨浪激流的震蕩下,方令孺也同許許多多被壓迫婦女一樣開始覺醒,仿佛感受到一陣新春來臨的歡欣與愉悅,開始萌發對自由與光明的向往,熱切追求個性解放,決心掙脫痛苦與不幸的桎梏,掌握自己的命運。1923年,方令孺赴美國留學,她先入華盛頓州立大學,繼而轉往威士康辛大學,攻讀外國文學專業。1929年,方令孺回國。她決然摒棄過去那種小姐少奶奶的寄生生活,開始獨立而又艱難地步入社會,自謀其職,自食其力,決心努力爭取“創造一個新的世界,新的人生”。1930春,方令孺受聘于國立青島大學,任中文系講師,教大一國文課程,成為三十年代初期國內為數甚少的幾名女大學教師之一。
酒中八仙
青島兩年,是方令孺一生中十分難得的較為舒心的日子。當時青島大學是楊振聲主校,廣攬英美留學生任教。新月派諸人如聞一多、梁實秋、趙太侔、沈從文、陳夢家、孫大雨等一時云集青大,當時學界就有“新月派主青大”之說。在青島,方令孺結識了不少文學界朋友。他們之間彼此談詩論藝、應酬征逐,為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樂趣。同為新月社成員的年青詩人方瑋德稱她為“九姑”,方瑋德的好友陳夢家也跟著叫“九姑”,以至新月社上上下下都喊她“九姑”。溫暖真切的友情,當給了她許多慰藉。對于方令孺在青島的快樂愜意的時光,梁實秋在其《方令孺其人》一文中回憶道:
我最初認識她(按:指方令孺)是在1930年,在國立青島大學同事,楊振聲校長的一位好朋友鄧初仲存,鄧頑伯之后,在青島大學任校醫,鄧與令孺有姻誼,因此令孺來青島教國文。聞一多任國文系主任,一多在南京時有一個學生陳夢家,好寫新詩,頗為一多所賞識,夢家又有一個最親密的寫新詩的朋友方瑋德,瑋德是方令儒的侄兒,也是一多的學生。因此種種關系,一多與令孺成了好朋友,而我也有機會認識她。青島山明水秀,而沒有文化,于是消愁解悶惟有杜康了。由于楊振聲的提倡,周末至少一次聚飲于順興樓或厚德福,好飲者七人(楊振聲、趙太侔、聞一多、陳季超、劉康甫、鄧仲存和我)。聞一多提議邀請方令孺加入,湊成酒中八仙之數。于是猜拳行令交錯樂此而不疲者凡兩年。其實方令孺不善飲,微醺輒面紅耳赤,知不勝酒,我們亦不勉強她。
“九一八”事變后,青島大學學生激于愛國熱情,先后掀起了三次請愿及罷課風潮。最后一次學潮,矛頭竟至于指向校長楊振聲和文學院院長聞一多。結果,楊振聲辭職,聞一多也黯然離開青島。而失去了庇護的方令孺,亦于是時結束了她的快樂時光,離開青島,回到北京姐姐家養病去了。
“雅舍”的雅興
抗日戰爭爆發后,方令孺輾轉坦途,隨人一起撤離到大西南。她先是任重慶國立劇專教授和國立編譯館編審,后又擔任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。戰亂中,她猶不能忘情于書籍,隨身攜帶了不少特別喜愛的圖書。梁實秋說:“我有一天踱到她的房間聊天,看見她有一竹架的中英圖書,這在抗戰時期是稀有的現象。逃難流離之中,誰有心情攜帶圖書﹖她就有這樣的雅興。”(《方令孺其人》)
正是在這個時期,她譯成了外國著名作家短篇作品集《鐘》。還慨然拿出自己珍藏的英文原著《咆哮山莊》,忠告梁實秋譯成了中文。
幾經遷徙后,方令孺終暫時定居于重慶市北碚。居處為國立編譯館的房子,與梁實秋住處極近。粱實秋因與其同住一棟房的龔業稚女士之故,名自己的居室為“雅舍”,在此寫成了后來廣為人稱道的《雅舍小品》。方令孺則名自己的居室為“俗舍”。一室草草,只有她女兒和男友每周來看望她。一天,她特意邀請幾位朋友去“俗舍”吃飯,朋友們都有些驚詫,以為是未曾有過的事情。那天,她興致頗高,精心地燉了一鍋“東坡肉”,味道鮮美,使朋友大飽口福。但歡宴結束時,她卻不無傷感地幽幽地說:“最樂的事莫如朋友相聚,最苦的事是夜闌人去獨自收拾杯盤打掃地下,那時的空虛寥落之感真是難以消受啊”確實,歡飲過后的寂寥,往往在人的心理感受上構成強烈的反差,那些孤寂落寞的滋味真是有些難耐。
有一次,冰心來到北碚,梁實秋在“雅舍”舉行了一個小型宴會招待她和另一些朋友。飯后,冰心乘余興在梁實秋的一本冊頁上援筆題詞道:
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,不論男人或女人?;ㄓ猩?、香、味,人有才、情、趣,三者缺一,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。我的朋友之中,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……
剛寫到這兒,在一旁圍觀的一些女客齊聲起哄起來,有人說;“實秋最像一朵花,那我們都不夠朋友了?”冰心微微笑道:“少安勿躁,我還沒有寫完。”于是,繼續寫下去——
雖然是一朵雞冠花,培植尚未成功,實秋仍需努力。
過了些時,方令孺到“雅舍”來,提起筆來,題了幾句話:
余與梁實秋同客北碚將近二載,藉其詼諧每獲笑樂,因此深知實秋“雖外似倜儻而宅心忠厚”者也。實秋住雅舍,余住俗舍,二舍遙遙相望。雅舍門前有梨花數株,開時引人稱羨。冰心女士比實秋為雞冠花,余則擬其為梨花,以其淡薄風流有類孟東野。惟梨花命薄,而實秋實福人耳。
庚辰冬夜 令孺銘記
在冰心,或許朋友間相互勖勉而又笑樂的成份更多些,而在方令孺,則更多是有感而發。在“福人”面前,她當會聯想及“命薄”如梨花的自家身世。
“新月”才女
方令孺的文學創作熱情正是在國立青島大學任教期間萌動的。青島的海風吹醒了方令孺那久蘊于心中的文學的情思,同新月派諸人的接觸和交游更是促動了方令孺創作的沖動。也正是在青島之游后,方令孺開始了文學創作生涯,寫新詩、寫散文,藝術風格以“清新秀麗”、“聰慧和細膩”見長。巴金主編的《文學叢刊》第七集中出版了她的一本散文集《信》,為許多讀者所愛讀?;蛟S是身世所關吧,她的作品中最動人的是那些抒寫對已逝朋輩親人悼念之情的,如悼念侄兒方瑋德的《悼瑋德》、悼念徐志摩的《志摩是人人的朋友》以及多年后悼念靳以的《青春常在》等篇,讀來回腸蕩氣,令人難以自持。但方令孺散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還是那篇現代文學史上的名篇《瑯琊山游記》。在這篇充滿著詩情畫意的美文里,她將自己見到的高山深壑中的日光、朦朧的云霧和月亮、颯颯的樹葉、潺潺的溪水、古老的廟宇、深邃的山洞,加之鳥語與蟬鳴,把山林幽靜表現到了極致:
山中的夜是多么靜!我睡在窗下木榻上,抬頭可以看見對面的高崖,崖上的樹枝向天撐著,或好像沉到一個極深的古井底下。一切的山峰,一切的樹木都在月下寂寂的直立著,連蟲鳥的翅膀都不聽見有一聲瑟縮。……我凝神細聽,不能入寐。隱約看見佛殿上一點長明燈的火光尚在跳躍,因想起古人兩句詩:“龕燈不絕爐煙馥,坐久銅蓮幾度沉”。
這種對于山中夜景細膩入微的描繪和體悟,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。其中帶有極強的唯美主義色彩和古典主義氣息,也和“新月派”的文學主張大致合轍。
除了散文創作,方令孺還是“新月派”的著名女詩人,與“新月派”的另外兩位才女凌淑華、林徽音齊名。方令孺的詩歌創作不多,但藝術成就極高?!鹅`奇》、《月夜在雞鳴寺》、《聽雨》、《悼念寒冰》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。
新中國成立后,方令孺先后生活于上海與杭州,繼續任教于復旦大學,后來又出任浙江省文聯主席。新的社會和新的生活,再一次激發了她的創作熱情。從1958年至1966年,方令孺發表的詩文不下數十篇(首),內容深廣,感情昂揚,表觀出對黨、對人民、對祖國拳拳的熱情,文筆更趨質樸與平實。這一時期可謂是方令孺的又一個創作高潮,其代表作有《在山陰道上》、《青春常在——悼靳以》等。
1976年9月30日,方令孺長逝于杭州。但她留下的作品,將恒久不滅。這正如巴全所說:“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、善良的女詩人的紀念永遠不會褪色”。(《隨想錄•懷念方令孺大姐》)。
原刊《大師的足跡——20世紀上半葉海大校園里的文學名家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