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桐城桂林方氏】 方鴻壽家的故事

桐城方氏有三宗，分別是桂林方、魯谼方和會宮方，我們屬于桂林方。

桂林方始稱鳳儀，繼稱桂林。桂林二字的來歷，是因為六世祖自勉公生有五子，都很有出息，都諫王瑞乃題其門曰“桂林”，也就是折桂如林的意思。從此以后，我們這一宗就稱為桂林方。

一世祖德益公在宋元之際從池口遷到桐城（含今天的桐城和樅陽），至今已歷二十八世，我是第二十七世。自勉公五個兒子的后代分別稱為中一、中二、中三、中四和中六房，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方以智、文學巨匠方苞、一代大哲方東美就分別出自中一房、中六房和中三房。

這是一個名人輩出、對中國文化作過重要貢獻的文化世家，僅就中一房我這一支來說，被馬其昶先生在《桐城耆舊傳》中單獨立傳的就有七位，分別是五世祖方法、六世祖方懋、八世祖方印、十一世祖方學漸、十二世祖方大鎮、十三世祖方孔炤、十四世祖方以智。

當然這些都是久遠的故事了，還是說說我曾見過的長輩吧。我的曾祖父方伯俊，生于一八九四年，卒于一九七二年，抗日戰爭之前曾在上海鐵路部門供職，能文擅詩，工于小楷。

他創作的《世系歌》，以七言詩的形式，概述了桐城桂林方氏本支一世至二十三世的主要事跡。全詩分前后兩篇，計112句，784字?！妒老蹈琛肺霓o淺近，格調高古，情深意切。為我們后輩認識祖先、了解歷史提供了很大方便，同時也對我們起到了很大的教育和激勵作用，教我們如何修身、如何立業、如何待人，激勵我們繼承先輩遺志，做正直善良有為之人。

曾祖父去世時我才八歲，現在想起來，對他的印象已經有些模糊了，但還是能感受到他對我深深的愛。在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，曾祖父對重孫子的溺愛，是可想而知的。我至今還留有一張一歲時和他老人家的合影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我站在他的懷里，他捧著一本書教我讀。照片背面有老人的題詩，蠅頭小楷，蒼勁中透著飄逸。

祖父方鴻壽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，對我的教育最多，產生的影響自然也最大。他一九一四年出生，一九八二年去世，去年是他的百年誕辰。

他上世紀三十年代考入上海美專，師從黃賓虹先生學習山水畫。一九四九年，為了贍養父母，放棄了去臺灣的機會，回到家鄉桐城擔任中學教師，先教圖畫，后改教語文。他的語文課教得非常好，曾在安慶市（當時叫行署）作示范教學。

文革十年，被打成反革命，下放農村勞動改造。他以超乎尋常的堅強與樂觀，迎來了一九七八年的平反。

祖父是個傳統的文化人，詩詞書畫印皆通。他常常在自己的山水畫上提上自己的詩詞，印章也是自制的。他的畫很專業，畢竟有師承。平反歸來后，與當時諸多文化名流多有接觸，畫家黃苗子、佛學家虞愚、詩人陳邇冬、文藝評論家舒蕪等，與之均有往來。我保留有黃苗子先生寫給他的一首詞：“搜盡奇峰入畫囊，龍眠歸去有山莊，款題鴻壽初疑曼，話到桐城必數方。千萬意，兩三行，神交千里奉佳章。酬君一句金人瑞，祝汝千秋萬歲長。”

從一九七八年秋到一九八一年冬，老人家強拖病體，以滿腔的熱情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書畫作品。暮年逢盛世，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了。他還著有《方以智年譜》和《方以智詩詞書畫略述》行世。他的故居已被桐城市政府定為文物保護單位。

我對祖父最初的記憶，始于一九六九年初春，那時我剛滿五歲。那年正月，曾祖父母，祖父母四人以平均年齡六十五歲的高齡，下放到離縣城三十多華里的一個丘陵小村———周莊。

下放的原因有二：一是地主家庭，二是祖父在文革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。之所以被定為反革命，據說與我出生時他寫的一首小詩也有些關聯，詩曰：“已覺艱難歲月長，春暉未報獨彷徨，歡騰連理新枝發，振起家聲是所望。”紅衛兵說這是妄想復辟。我和父母雖不在下放的名單之列，但我還是隨四位老人在農村生活了三年。

由于年幼，也由于老人的有意呵護，對于下放給大人們身心帶來的巨大沖擊，我當時并無多少體會，回憶起來倒是有些美好的片段在眼前浮現。每到春節前夕，祖父總是被叫到大隊部，與另一位老師一起，為全大隊的社員寫春聯，一寫就是個把星期。我有時也跟他到大隊部去玩，當我看到他寫的春聯受到大隊干部的夸獎，尤其是他能根據社員的要求，以不同的書體書寫春聯時（另一位老師則只會寫行書），我的心中無比自豪。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，村里有兩個學生由于得到祖父的輔導，考上了中專，這在當時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
一些歷史事件往往對歷史會產生出人意料的影響。祖父本來是下放農村勞動改造的，不想卻以自身的善良言行，對那個小村莊有所改造。直到今天，每當清明節我回周莊給曾祖父母掃墓時，村民們總是談起祖父的種種好處，說是祖父提升了整個村子的文化水準。

祖父的最大貢獻在于保存方以智遺著，以手抄本《東西均》為主的方以智部分未刊刻遺著，從方中履傳到我祖父手中，歷經十一代，祖父視為至寶。

抗日戰爭之初，為確保遺著安全，他花一大筆錢在上海的銀行租了一個保險箱，專門存放遺著。后來回到桐城，在抗戰逃難的顛沛流離之中，他不管走到哪里，都隨身背著一個包袱，別人以為里面裝的是金銀細軟，其實全是祖宗遺著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祖父的上海美專同學姚翁望先生為省博物館征集文物，他極為明智地將這些遺著捐了出去，使之免遭秦火。而家中的其他先人手澤，都未能幸免。

若不是祖父的傾力保存和及時捐獻，就不可能有一九六二年李學勤先生點校的《東西均》問世，可能也就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方以智還是一位杰出的哲學家了。

祖父的內心極為堅強豁達，平反歸來之初，家中無書可讀，他便自鐫一方閑章“無書草堂”聊以自嘲。文革后，得知原先屬于自己的文物還在某某人家的時候，只是淡然一笑，慶幸其尚在人間。祖父曾為舒蕪先生作《天問樓圖》，把他家的地下室畫得十分美好，并詼諧地題款“名曰天問樓，實乃地下室，下室卑且陋，問天知也不？”舒蕪先生十分喜愛，稱贊畫家是浪漫主義情懷。

祖父對我的教育方法也十分開明，不主張死讀書，鼓勵我鍛煉身體，多與人交往，多讀課外書籍，取得全面發展。在我還未上學時，就教我寫毛筆字，他先寫好，讓我照著描。每逢春節，他給別人家寫春聯，家里的春聯則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寫，并給予很多鼓勵?？上Ш髞砦覜]有堅持練習書法，愧對了老人的培養。

在初中二年級的一次考試中，我曾得過全年級第十五名。祖父得知后十分高興，從周莊給我寫了一封十多頁的長信，除了教我學習方法，更多地則是教我如何做人，如何健全人格。他告誡我要永遠把自己看成是一只空杯子，這樣才能不斷裝進新知識，不斷取得新進步。

在我參加高考前夕，他從北京給我寫信，讓我不要有壓力。他甚至告訴我，即使考不上大學也不要緊，老祖宗們留下的著作我一輩子也讀不完，根本不愁無書可讀。這是一種多么獨特的教育??！

最后說說我的父親方振宇和伯父方振寰。父親今年七十七歲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他初中畢業后考上電影學校，干了一輩子電影放映工作。他為人正直，工作勤奮，刻苦鉆研技術，成為全縣電影行業的技術權威，并帶出了很多徒弟。

他從小喜歡朗誦，得過全縣朗誦比賽冠軍。這一點對我產生了很大影響，朗誦也成了我最大的業余愛好，甚至這方面的基因也傳給了我的女兒，她也酷愛表演和朗誦。

伯父今年七十九歲，他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數學系，一直從事中學數學教學工作，成為北京市的中學數學名師。他有多部教學專著出版，還擔任過北京七中的教導主任和校長助理。

伯父對我和兩個弟弟視如己出，關懷備至。伯父和父親感情極深，雖相隔千里，他們每天至少要通一次電話。從家族傳承的角度看，他們的最大的貢獻是頂住了文革時期巨大的經濟和精神壓力，一家人同舟共濟，終于迎來了春天。祖父平反了，我們也長大了，桐城桂林方氏中一房我們這一支的文脈幸得延續。